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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接下来，我们从情节前后的脉络出发，来讨论黛玉引此诗的背后逻辑。理解这一段对话的关键就藏在上引的原文之中，或者说，存在于作者对宝、黛、钗三人关系的设定之中。在这三人的关系中，黛玉一直是最为警惕的那一个，面对来自宝钗的威胁，她总是下意识地防范，甚至会主动出击。仔细看一下原文。先是宝玉说“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”,这时，如果宝钗未接话，黛玉或许也可能赞同宝玉的意见，然而心思细密又喜欢给人讲道理的宝姐姐这时肯定会有所表现，所以她立刻就接着说：“今年这几日，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，天天逛，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。”按照宝玉与宝钗交往的正常逻辑，他得到宝姐姐的鼓励，一定会尽快吩咐人手来清理残荷。黛玉是否认为这些破荷叶可恨已不得而知，重要的是，黛玉不能忍受宝玉的判断总被宝钗左右，所以她就一定要逆着宝钗说，并且要让宝玉改变从宝钗那里得到的支持，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宝玉的影响力。因此她才想到用李商隐的诗句来打动宝玉。因为宝玉向来喜聚不喜散，所以在念出此句时，随口把“枯”换成了“残”。

　　治国之道，所养有二：一曰养德，二曰养力。养德者，养名高之人，以示能敬贤；养力者，养气力之士，以明能用兵。此所谓文武张设，德力具足者也，事或可以德怀，或可以力摧。外以德自立，内以力自备，慕德者不战而服，犯德者畏兵而却。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。此有德守，无力备者也。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，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。韩子之术不养德，偃王之操不任力。二者偏驳，各有不足。偃王有无力之祸，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。凡人禀性也，清浊贪廉，各有操行，犹草木异质，不可复变易也。狂谲、华士①不仕于齐，犹段干木②不仕于魏矣。性行清廉，不贪富贵，非时疾世，义不苟仕，虽不诛此人，此人行不可随也。太公诛之，韩子是之，是谓人无性行，草木无质也。太公诛二子，使齐有二子之类，必不为二子见诛之故，不清其身；使无二子之类，虽养之，终无其化。清廉之行，人所不能为也。夫人所不能为，养使为之，不能使劝；人所能为，诛以禁之，不能使止。然则太公诛二子，无益于化，空杀无辜之民。赏无功，杀无辜，韩子所非也。太公杀无辜，韩子是之，以韩子之术杀无辜也。

　　治理国家的办法，所积蓄的东西有两个：一叫培养德操，二叫培植武力。培养德操，就是供养名望极高的人，以表示能敬重贤人：培植武力，就是供养力大的人，以表明能用兵打仗。这就是所说的文武都采用，德操武力都具备，战事或者可以用高尚德操来感化，或者可以用强大武力来征服。外部要用德操来树立自己，内部要用武力来装备自己：仰慕高尚德操的人可以不战而折服，诋毁德操的人由于害怕强大的军队而退却。徐偃王修习和实行仁义，各地来朝见的有三十二个国家，强大的楚国听说这件事，就发兵灭掉了它。这是有德行，而没有武力准备的人。可见，德行不可能单独担负治理国家的任务，武力也不可能单独完成抵抗敌人的任务。韩非的政治主张不能培养德操，徐偃王的德行不能完备武力。他们二人都片面，各有不足。从徐偃王忽视武力而遭祸，就能知道韩非一定会因忽视德操而受害。凡是人都禀受天性，清高、污浊、贪婪、廉洁，各有各的操行，就像草木各有各的本质，不能再改变一样。狂谲、华士不肯在齐国做官，就像段干木不肯在魏国做官一样。他们天生品行清高廉洁，不贪图富贵，并非是当时痛恨社会，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不肯随便做官，即使不杀这些人，这些人的品行也是不可能效法的。姜太公杀了他俩，韩非认为是对的，这是认为人没有（固定不变）的品行，草木没有（固定不变）的本质。姜太公杀了他俩，假使齐国还有像他俩这样的人，肯定不会因为他俩被杀的缘故，就不保持自身的清高；假使没有他俩这样的人，虽然供养他们，他们的品行终究不会感化别人。因为清高廉洁的品行，是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的。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清高廉洁，那么即使供养他们让他们努力去做，也不可能使他们得到鼓励而做到：如果人通过努力能够做到清高廉洁，用杀人的办法来禁止他们，是不可能使人们停止这种努力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姜太公杀他俩，对于教化百姓没有好处，白白地杀死了没有罪的人。赞赏没有功绩的人，杀死没有罪过的人，这是韩非不对。姜太公杀无辜，韩非表示赞同，这样说来，是用韩非的政治主张杀死无罪的人了。

　　从前徐偃王凭借仁义使天下朝见。王孙厉对楚庄王说:“君王（如果）不讨伐徐国，我们反过来就要去朝拜他了。”庄王说:“徐偃王是位有道之君，他喜欢施行仁义，我们不好讨伐他。”王孙厉就接着说:“大国对付小国，强国对付弱国，这就如同用石击卵，虎吃猪一样，大王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再说实施文治却不能实现德政，奉行武道却又不能使用武力,那么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”（听了这席话）文王说:“好。”就发兵攻打徐国，很快将徐国消灭了。这样，徐偃王就成为一个只知实施仁义却不知世道已变的人了。徐偃王因为施仁义而被灭亡，燕王哙因为行仁义而被削弱，鲁哀公因为好儒学而被削弱，代国君因为奉行墨学而遭害。这灭、亡、削、残一般说来都是由于暴虐才会招致，而这四位君主却因施行仁义儒墨而招致灭亡，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逢的时势不同。并不是讲仁义儒墨不好，只是说世道已经变化再去实施推行，就会因此受害。